以一个沉默的观察者，轻松调换东西方间的主客位置，韩国电影情事形成“边缘”对“中心”带有调笑色彩的反向凝视与赏玩，从而化解、拆招种种刻板印象及其荒诞想象。出租车内与黑人司机的对话“拿撒勒。我是巴勒斯坦人” 构成唯一言语性台词，韩国电影情事也是非常突出的自我指认和身份逻辑的迸现。在当下这个时刻，“全球化”的理想主义色彩渐趋于无，韩国电影情事越来越多的叙述者开始默认所谓流动性并不意味着全然理解和绝对友善，放下对“天下大同”“世界公民”不切实际的幻想之后，苏雷曼的表达显得落落大方。抽离掉过于天真的控诉和批判性，电影反倒能在无伤大雅的诙谐中寻找到对话空间。